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

道德經白話淺釋(貴生章第七十五之一)

◎ 陳德陽前人講述  陳樹旺點傳師整理 

貴生章第七十五
民之饑,以其上食稅之多,是以饑。民之難治,以其上之有為,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,以其求生之厚,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為者,是賢於貴生。

本章仍然承接上章而來。上章是責重為政「用刑」方面,這一章則從「政煩」、「稅重」兩方面痛加斥責。其挽救的方法,即在「夫唯無以生為者,是賢於貴生」。更徹底的辦法,就是《道德經‧治國章第57》所說:「我無為而民自化,我好靜而民自正,我無事而民自富,我無欲而民自樸。」都是責重為政者而說的。

上章說「民不畏死」,本章說「民之輕死」,真正的原因說穿了,罪不在民,都是在上者的問題。民不畏死,除了法律苛、刑罰重以外,政令繁、賦稅多,使得民不聊生,實為主因。為政者若能體會「民惟邦本,本固邦寧」《尚書‧夏書‧五子之歌》,一本「民生而後我生,民樂而後我樂」之方針施政,自能納萬民歸於無為之治,這才叫做「貴生之道」。

民之饑,以其上食稅之多,是以饑。

饑:不得溫飽。

稅:稅賦太重。

人民為什麼常會饑餓吃不飽呢?就是因為在上位的人所徵收賦稅太重,人民要上繳的糧食太多,鬧得無以自給,所以才使得他們不能免於饑餓。「省刑罰,薄稅斂」《孟子‧梁惠王上》,上位者省刑薄斂,愛民如愛己,使人民能身心安頓、安居樂業,上下和睦,則國家郅治之隆;所以民得以鼓腹而歌,樂世昇平,為什麼為民上者不損己益民,厚養人民的生計呢?

若今之世,則有大謬不然者,日惟聚斂之是求,惟恐民髓不乾、民骨不枯,惟求斂之有方,用之無之,以為能。孟獻子曰:「與其有聚斂之臣,寧有盜臣。」(《大學》)是以聚斂之徒,比強盜更甚。若是大臣偷錢,則是國家錢財損失;而若是大臣斂財,則人民必遭殃,人民將為自足而不怕刑罰、不畏生死。不然何以饑饉相望,而致國本動搖也。

元代吳澄在《道德真經註》中對於「民之饑」論述得很詳細,他說:「在古代,人民的『饑』有兩個主要的原因,一是天災,一是人禍。」天災如水旱、蝗蟲等,雖然是外在的災害,不能避免,但這些災害並非常有,而且人為的努力,也可減少這些災害的影響,減輕人民「饑」的程度。

至於人禍,如暴君的無道、戰火的摧殘,往往造成了饑荒連年。《道德經‧不道章第三十》云:「大軍之後,必有兇年。」又如戰國時期的諸侯兼併,以及外族的侵入;後來有秦始皇的築長城、隋煬帝的開運河,然而這些人禍還是載於史冊,大家有目共睹。

另外還有一種人禍卻是普遍的,就是老子所謂「其上食稅之多」。不要說暴君的橫徵苛斂,就是一般君主稍事逸樂、略重稅收,然後層層剝削,在下的農民便不勝負荷了。

呂吉甫說:「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,則奚至於飢哉?而至於飢者,非以其上食稅之多,故飢耶!」《道德真經取善集》其實,古代多為數口之家,一夫之耕也僅足以暖飽,如果在上的人稍重稅收,他們便會陷於窮困饑餓了。

古代的政治家、哲學家都重視人民的經濟生活,如管仲便認為「衣食足,則知榮辱。」《管子‧牧民》孔子也強調:「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。」(《論語‧顏淵》)可是春秋以後的君主們為了自己的奢好厚生,不顧民生,甚至連孔子的學生冉求,也替富於周公的季氏聚斂,這就難免人民即使沒有遇到天災、暴君,仍然常過饑寒的生活了。

民之難治,以其上之有為,是以難治。

上之有為:在上位者,有太多私心,太多的稅賦、刑罰。

人民為什麼難治?就是因為在上位的人,有為多事,例如政令繁、賦稅多、刑罰嚴,這些都是「有為」的,干擾了人民的生活,使得人民求生不易;以致於運用他們的才智來應付政令、逃避稅法,不得已還要鋌而走險。這不正是「有為」,反而造成了「難治」的結果嗎?上以有為導民,民以有為應之,故多事而難治。若漢文帝盡減民租,恭儉清淨而天下大治。

民之輕死,以其求生之厚,是以輕死。

輕死:不怕死。

求生之厚:上位者過分地奢侈、索求過甚。

人民之所以輕視生命、不怕死,就是因為在上位的政府官員「求生之厚」。「求生」本是人的基本欲望,無可厚非,但求生之「厚」,縱欲玩樂,過分奢侈,奉養太過,只顧自己求生之厚,而忽視人民的生活;過分追求自己的生活享受,而輕視人民的生活幸福。當國庫的藏貨愈充實、王宮的設施愈華麗,可是人民的生活卻愈困苦,無以維生,所以才會輕視生命、不怕死。

因此《淺註道德經》一書才說:「喜生畏死,誰獨不然?生者,秉天地自然之生,無須矯揉造作,以求無死。然古之愚者,求長生不死之人眾矣。如秦始皇之派臣採藥海上,漢之貯露銅盤,皆所以求其食而不死者也。再如燒丹煉汞之徒,妄自苦惱,以為丹成九轉之丹砂,食之而不死,乃皆不應,反促其生,是不若不為之為愈也。凡此之流,皆以求之厚,而反輕死。」

(續下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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